“五常”的形成与发展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两千七百年前振兴齐国，成就霸业的一代英才管仲的千古名言。
《管子》在开篇《牧民》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著名的“四维”说。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制作用。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尊尊”、“刑不可知”等，以达“礼以导民”，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管仲在齐国设立“三国五鄙制”，将齐人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业。齐桓公因用管子之谋，通过改革立法使邦国日渐强盛，并成为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四维”说，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认为“礼”就是不能越出应有的节度，即思想行为不能超出道德规范；“义”，就是自己不推荐自己，即使自己的思想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廉”，就是不隐瞒自己的缺点错误，即廉洁不贪；“耻”就是不与不正派的人在一起，即要知羞耻。他认为“礼、义、廉、耻”与法相比，比法更为重要，把它们认作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
“仁义礼”是构成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说，“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出发点。“义”是由“仁”派生的，是“仁”的外延。“礼”是仁义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仁义思想的行为规范。
仁义与礼乐结合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之一。《礼记·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是关于仁、义、礼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准确表述。仁的基本内涵是人，即人性。人性首先是人作为动物的本性，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需要，即告子所谓“食、色，性也”。略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当。鉴于此，在为政方面，孔子主张实行“庶、富、教”的治国方略，让人民繁殖起来，富裕起来，文明起来，过人丁兴旺、丰衣足食、知礼守纪的文明生活。同时，孔子又看到了人的社会性，即人与人之间如何和睦相处？于是他又给仁赋予了“爱人”的内容。爱人首先从爱亲始，故曰“亲亲为大”；故曰“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爱人集中体现在忠恕的情感上，忠恕有两层含义，从积极意义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从逊守意义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仁德表现出高尚的成全之心和不忍人之心，是人性的高度自觉与自律。仁，包括很多优秀品德，它几乎是一切人间美德的总和。若孝若悌，若“刚毅木讷”，若“恭宽信敏惠”，若“智勇”“不佞”……都是仁德的表现形式或个性修养。有了这些仁德，君子才成其为君子，如进而将这种仁爱精神施诸天下，那也就成了圣人。因此，孔子要求人们“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一刻也不要放弃仁德，放弃对成仁的追求，甚至号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义是宜；即恰当、适宜，是处事的原则性。其标准是等级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是“贵贵、尊尊”（《札记·丧服四制》）。如果说，仁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社会血缘亲族关系残余意识的话，那么，义的思想则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关系。对个人而言，仁是内在人性的自觉，义是外在道德的自律。义是一切得失与行为最高、最后的准则，一切仁人、君子，必须“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作到“义然后取”（《宪问》）。尽管孔子一生困顿，四处碰壁，但却始终坚持“临财毋苛得，临难毋苟免”的取予之道，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两》）宁愿“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利义之间。
仁是主观的友爱精神，义是外在的合理原则，礼就是这些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规定。那些行仁的区别（“杀”）、讲义的等级（“等”），都在礼的规定中得到了体现。仁义是内容，礼乐是形式，仁义、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言之则辞义各别，合言之则二者为一。因此，他一则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卫灵公》）一则又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无下归仁焉。”（《颜渊》）都说明仁义与礼乐是一体的，互相依存。
孔子的“仁、义、礼”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主要表现在
▲ 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
▲ 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 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
▲ 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 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
关于孟子的“仁义礼智”的原文：“人皆有不忍仁之心。先王有不忍仁之心，斯有不忍仁之政矣。以不忍仁之心，行不忍仁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仁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惠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亮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食父母。”
按今天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实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要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子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也不是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事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了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他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他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他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孟子在此论述了“仁义礼智”这四种道德意识。仁爱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仁是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情绪，也就是人们常说同情心。义是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情操，君子知道羞耻，做事都以义为标准。符合义的就为之，不符合义的就不为。孟子把辞让和恭敬看成礼的中心内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际交往中礼仪最好的表现莫过于辞让和恭敬之心了。就智而言，特指人的智慧和判断事非的能力，明辨是非是一切道德修养的基石。
把“仁、义、礼、智、信”五大道德要素整合在一起加以全面阐述和规范的，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要在世间推行，以此教育民众，改变民间陋习，形成良好的民风。文中的“谊”即“义”。《汉书·董仲舒传》写道“夫仁谊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王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仁义礼智信”这个“五常之道”，即五大道德要素。官方把“仁义礼智信”明确为整个国家要提倡和遵循的道德纲领，是在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以后。当时西汉政权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集会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会后汉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影响深远。《白虎通义》中写道“五常者何？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不仅将“五常”正式确定下来，而且进行了明确具体的内容界定，这是历史上官方文书关于“仁、义、礼、智、信”的最早记载。
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到魏晋之后，官方、民间出现了道德认识的不同观点、不同主张，对“仁、义、礼、智、信”也进行了多种阐述，进行了新的创造和新的规范。尽管如此，“仁、义、礼、智、信”作为传统道德之主要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其间，特别是作为宋明理学的“顶梁”人物程颢、程颐、朱熹等思想家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二程将“仁、义、礼、智、信”发展为“五常全体四支”说，即“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意思是说，如果把“仁”看作是整个身体，“义礼智信”则是身体的四肢。朱熹则提出“仁包四德”的著名论断。
在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时，“仁、义、礼、智、信”仍然得到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继承和发展。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要践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常规道德规范和“智、仁、勇”三达德。同时，孙中山还提出要推行“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新的道德理念，认为人无道德便不能革命，人人不具备好人格便不能够造就一个好国家。因此，他认为革命党人要具备“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的优良品格，足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传承文明，开拓未来，用自己特有的世界观看待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对古代思想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要继承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胡锦涛总书记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提出了要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正确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