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一、新中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
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国际上，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军事上，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经济上，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中国产业本来就相当落后，又经过战争的严重破坏，以至于1949年农业灌溉土地的面积甚至少于清朝末年，手工业生产在全国经济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只有20世纪30年代最高水平的15%--80%不等，工业品产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甚至与印度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
新中国建立后，从1949年到1952年，经过三年的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较快发展。
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77.6%，平均每年增长20%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钢产量达到134.9万吨，比1949年增加7.54倍；生铁产量比1949年增加6.72倍；原油、水泥、电力、原煤等都超过历史最高产量。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4%，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以及生猪、大牲畜的年底头数都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出现急速变化的形势，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96.3%。随之带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至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生产关系上的深刻社会变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改造从总体上讲：一是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稳定，没有出现社会动荡和混乱；三是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特别是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政策的独创性经验，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和平赎买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开始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为我国逐步走向国家强盛、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
二、党的八大和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远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要艰难和复杂得多。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经验，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这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便是苏联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是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本国的实际，借鉴外国的经验，走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路。
1956年2月至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三十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还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次会议对我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
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一是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1957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提了一个口号，即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可是仅几个月后，也就是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就认为15年赶超英国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提出7年超英，15年赶美。到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头脑更热，竟然认为再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就可以超过英国，赶美也不需要15年，而只要7年就够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任意提高生产指标。工业生产是“以钢为纲”，根据钢铁产量的赶超需要来安排整个工业生产和经济建设，并且采用土洋结合、群众性大炼钢铁的方法，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和按比例平衡协调发展的原则，结果带来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严重损失。
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粮食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虚报粮食亩产，各地竟放高产“卫星”。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粮食亩产竟然高达13万多斤。
二是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即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人民公社是下面搞起来的，但得到了毛泽东的积极扶植和倡导。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就基本实现公社化。人民公社初创时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而且，中央把人民公社看作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座“金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因而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造成对农民的剥夺，而且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1958年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问题不断暴露，各方面的紧张、困难逐渐反映出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这八、九个月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党内有一段初步认识错误、部分纠正错误的尝试和努力，使党的工作向着好的方面转化。毛泽东对发动“大跃进”要负主要责任，但对问题的发现他也是最早的一个。在他主持下，1958年11月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2月召开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为纠正错误，作了大量工作：一是从理论上划清两个界限，放慢过渡的步子。就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毛泽东强调不能超越阶段，“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二是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三是解决生产关系，逐步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四是倡导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高指标。
这八、九个月，中国共产党为纠正错误做了许多工作，有一定成绩，但不彻底，主要是没有触及“左”的指导思想。这样就发生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从而由纠“左”转向反右，在政治、经济和组织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在经济工作的调整方面，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相应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章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称“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 1962 年 3 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 ，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做了自我批评。他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育，阐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
八届十中全会后，政治上“左”的错误虽有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五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五、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中央除了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还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到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各地和各个领域大规模地发动起来，整个社会动荡不安。1967年初，以上海造反派的“一月夺权”为发端，出现全国性的“全面夺权”，导致“天下大乱”。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作了抵制和抗争。1976年10月6日 ，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在党的历史上，“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占主导地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这场“大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必须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文化大革命”十年要区别开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一定进展，尖端科学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六、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6年至1978年是向十一届三中全会过渡的时期。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必然会有这样一个历史过渡期。一方面，仍然有“左”的错误的继续，如“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和推行；党的十一大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继续进行。这说明，指导思想上仍延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因而拨乱反正的开展遇到了阻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没能转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在这两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对国家从困境中奋起充满希望，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工作；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组织机构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邓小平在1975年通过领导整顿开始的、后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被迫中断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又重新局部地进行；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没有这一点，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讲，这两年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是向三中全会过渡的时期，各方面都在逐渐转变，直到三中全会完成历史的伟大转折。因而，这个时期是一个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过渡阶段。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思想交锋。在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蓬勃开展，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开始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有力地推动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开展，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终于打破“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纲领性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